我叫周德贵，今年六十七岁，湖南省永州市边上、南岭脚下一个叫坳背的小村子里生，也在这里老。 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，最远到过县城，还是陪老伴秀兰去看腰。 村里人叫我“老周”，年轻时候叫“贵伢子”，如今小一辈的，叫我“德贵公”。 我家灶屋在正屋西头，一间矮矮的偏房，顶上盖着青瓦，瓦缝里长了几丛瓦松，风大的时候会响。 灶是一九九八年垒的，那年我三十九，儿子建军刚上小学二年级。 垒灶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六，我记得清，因为头天中秋，秀兰把剩下半块月饼，塞给了来帮忙和泥的陈广福。 陈广福那时候是村支书，比我大十四岁，垒灶是把好手，一锹泥甩上墙，能贴得纹丝不动。 土是从屋后烂泥冲挖的。那地方的泥跟别处不一样，发白，压手，抓一把能捏成团，摔在地上不散。 我们那儿的老人管它叫“白泥”，也有人喊“观音土”，说不清叫了多少辈。 我和广福叔挑了三十多担，掺上稻草节，又按老法子洒了半桶盐水，老人说这样烧起来不裂。 土砖一块块脱坯、晾干、上墙。灶膛内壁那圈，用的是筛过的细泥，抹了三遍，抹得光溜，秀兰还拿手背蹭了蹭，说不能有沙子，有沙子做饭硌牙。 灶垒好那天，秀兰烧了第一锅水，水开得特别快，壶盖“噗噗”地跳。 我蹲在灶门口跟她吹牛，说这灶火旺，省柴。 秀兰白我一眼，说灶旺不旺，看的是人勤不勤。 这灶一用，就是二十八年。 二十八年里它烧过多少柴，我算不清。松枝、茶籽壳、干稻草、后来的煤球、再后来的废木料。 它熬过秀兰的红薯稀饭，炖过建军小时候爱吃的萝卜骨头，也炒过几十年不变的辣椒炒肉。 二〇〇三年家里盖新房，我本来想换煤气灶，秀兰不肯，说土灶做的饭香，锅底那层锅巴，煤气灶熬不出来。 二〇一一年秀兰腰不好了，弯腰添柴费劲，我在灶门口给她加了张小板凳。 二〇一六年建军从东莞回来，说不安全，要拆了改成什么整体厨房，我没让。 我说这灶是你妈看着垒的，拆了她心里空。 其实那时候，秀兰已经走了三年。 二〇一三年冬天，她走的，走得很急，头天还在灶上蒸了一笼红薯。 后来这灶就我一个人用。一个人吃饭，懒得做菜，煮碗面，蒸两个红薯，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，屋子里总算有点人气。 建军在县城开货车，一年回来七八趟。孙女小雨在县里读初二，放假才回来住几天。 小雨小时候最爱蹲在灶门口看我添柴，说爷爷你的灶会呼吸。 我说那是火在喘气。 今年开春三月，村里忽然来了几辆越野车，白车身，印着“省地质调查院”几个蓝字。 领头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姓林，叫林志远，戴副眼镜，晒得黢黑，说话很客气。 他挨家挨户敲门，说国家在搞新一轮找矿，我们这一片要做稀土调查，取点土样，不耽误事，也不白取，还给农户发点误工钱。 “稀土”这两个字，我是听过的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村里来过一个广东老板，收白泥，一吨七块钱，拉走一车给一沓票子。 那时候家家户户扛着锄头去烂泥冲挖，挖出来的白泥堆在晒谷场上，像一堆堆白面。 后来县里来了人，说这是国家战略资源，不许乱挖，矿点全封了，山头也种上了树。 再后来，就没人提这事儿了。烂泥冲那地方荒着，长满了芒草，只有我们这些垒过灶、糊过墙的人还记得那泥的手感。 林志远他们在后山打了几十个浅坑，取了土，装进一个个白布袋子里，编号，装车。 有一个月，他们天天在山里转，中午就在村口小卖部门口吃泡面，我看了心里不落忍。 我喊他们来家里喝口热水。 林志远就这么进了我家灶屋。 他端着搪瓷缸子，先是没在意，后来眼睛就直了。 他盯着灶膛口看，看了有半分钟，然后把缸子往灶台上一放，蹲下去，脸差点贴到灶门上。 我说小林你小心，里头还有火。 他没听见。他从包里摸出个小电筒，往里照，照了又照，又伸手进去摸了摸那圈内壁。 “周叔，这灶……多少年了？” 我说二十八年。 他问，砌灶的土，哪儿来的？ 我说屋后烂泥冲，村里都从那儿挖，谁家垒灶砌墙都去那儿挑。 他从包里掏出个小锤子和一把凿子，问能不能敲一小块灶膛里头的砖。 我说你敲吧，这灶结实着呢，我用铁锅铲碰了二十多年都没碰坏。 他敲下来指甲盖那么大一块，用纸包了三层，写上字，揣进贴身的口袋。 我当时还以为这后生神经了。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打到很晚，我在院子里抽烟，听得见他一遍遍说“品位”“异常”“重稀土”这些我听不懂的词。 过了十来天，来的人就多了。 一辆中巴车停在晒谷场上，下来七八个人，有穿夹克的，有穿白大褂的，还搬下来一台我从来没见过的大箱子。 领头的是个老头，头发白了大半，人瘦，走山路直喘，但眼睛亮得很。 林志远介绍，说这是省里的蒋工，蒋敬儒，搞稀土搞了四十年。 蒋工一进灶屋，没跟我寒暄，先蹲到灶门口。 林志远把上次敲下来的那小块砖递给他，又递上一个放大镜。 蒋工看了很久，又从兜里掏出一支笔一样的东西，贴着砖面比了比，那东西“嘀嘀”响了两声。 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扶了一下灶台。 我看见他那只手在抖。 不是老年人那种抖，是端不稳、控制不住的抖。 他扭头问林志远：“数据复核